收到一本《哈佛中国评论》（HarvardChinaReview），1998年夏季号，也是它的创刊期。像哈佛众多的学生刊物一样，它也是由学生编辑的。翻开一看，有大学名教授如杜维明们的力作，也有学生们自己的专题论文、调查报告。这是一份关怀中国的实学综合刊物（它的开篇即是“厉有为改革的深圳”），说得很是本分。他们编辑的意图是为了让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获得智力兴趣的材料，这样一份刊物将同哈佛的其他刊物一样，在同类刊物思想、知识、材料的生产提供中占据权威的地位。翻看这本刊物，不由得让人想起，为什么学生能办出好刊物乃至权威刊物呢？
众所周知，在当今国际学学术领域，一些权威的刊物是由学生编辑的，而这方面美国“犹烈”。目前参加美国法学院联合会的153所法学院中，每所学院至少有一家法学刊物，而全美国学生主编的法学刊物有400多种。以哈佛为例，仅哈佛法学院一家就有9种学生编辑的期刊，世界最著名、最权威的法学刊物就是学生们编辑的《哈佛法律评论》。为什么会有这样有趣的现象呢？关键的问题也许是学生与职业编辑、专家教授之间角色、利益关联用兴趣不同。
刊物是职业编辑、专家教授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其生存的空间、活动的舞台，他们也成为刊物的一部分。同时，编辑专家们（老爷们）都已成年，在刊物的编辑这一“科层”、“官僚”社会体系里，其目光收缩、患得患失使刊物成为他们关怀的主要对象，他们改革刊物使其顺遂自我的愿望比起真正关怀社会完成“武器的批判”要迫切得多。常见一些雅誉甚高的杂志在学者名流、学术明星的主持下变成了话语权力集团的利益场所，结果刊物越来越脱离其原来的形象，在人心中失去了分量。
与此相反，对学生而言，刊物还只能是副业，是兴趣热情的产物。学生们与刊物没有那种一体难分的利益关系，因而学生们对刊物并无深切的关心，也不会与刊物的社会化“科层结构”发生深刻的利益互动，所以他们倾向于以整个社会乃至民族人类的代表身份思考并且表述，倾向于材料知识的包罗和思想的创造，对他们来说，“批判的武器”正是为了“武器的批判”。他们血气方刚、心气正旺、胸怀正广，因而他们编辑的刊物能够站在同类中的前沿，真正对思想、知识的生产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有所贡献，《哈佛法律评论》刊载的文章即被公认为有三大特点：第一，观点具有创建性，能唯陈言务去，言人所未言；第二，逻辑严谨，论证周密，相关领域的学术观点与文献往往包罗无遗；第三，涉及的问题带有方向性与宏观性，能成为一个领域的重要文献。
这当然并非一意为学生刊物叫好，甚至把它推崇到可以对职业刊物取而代之的地步。学生刊物确实以其独特性而获得了声誉，并以其对职业刊物的冲击不断地推动了后者健康发展以发挥良好的作用。在社会职业刊物之外，应该有学生刊物的一席之地。这一现象在我们这里也多了起来，北大等高校的大学生们办的刊物（如《大学》、《北大法律评论》）已在同业中有了相当的影响。我们的大学生们如果能以真理、学问为己任，编辑的刊物一定不会比哈佛的逊色。
顺便说一句，学生办刊也容易流于浮泛、肤浅，更要命的是学舌，即有的学生生了机心，把编刊作为跳板；生了是非之心，要进入“学术殿堂”（洛德·里奇所谓的“小世界”），这种行为往往如西崽、如假洋鬼子、如邯郸学步、如纸上谈兵，比浮浅流弊更甚。这里的关键是，要能如《哈佛中国评论》的编者所言，要有一颗“兴趣”之心。
